身为一个威信人,这些扎西红色故事你了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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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交权花房子

年2月5日，正值春节。地处滇东北乌蒙山腹地的威信县，寒风呼啸，雨雪纷飞。中央红军由四川泸州市叙永县石厢子艰难跋涉，进驻云南威信县水田寨，总部驻扎在水田寨西边约一公里的花房子一带。当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花房子召开会议。花房子是一幢红色的房子，是一位郑姓乡绅的住宅，建于清代末年，因其门、窗、板壁上雕刻有精美的花草动物图案，为当地稀有，当地百姓就管它叫花房子。傍晚，在郑家堂屋的一张八仙桌周围，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博古（秦邦宪）等领导围桌而坐，堂屋内气氛严肃。会议以口头表决的形式，推选周恩来为会议临时主持人。周恩来坐在八仙桌的北面，长长的胡须让他的脸庞显得更加瘦削。他说：“目前，我军面临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原本要在川南渡过长江，但被蒋介石给逼到云南来了，红军究竟该打到哪里去，在哪儿落脚？另外，中央苏区也接连发来急电，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候，我们不能扔下他们就不管啊！但是怎么个管法，由谁出来管，这些问题，都必须立刻解决。鉴于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召开常委会议，完成遵义会议上提出的解决常委重新分工事宜。这段时间来，常委们相互通了一些气，大家统一的意见是推选一位熟悉中国革命、红军公认的同志来领导党和红军，这是目前形势最需要的，也是全国革命最迫切的。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被推举为常委，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指挥反‘围剿’战斗中，都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请大家发表意见。”坐在左面的张闻天第一个发言，他习惯性地托了托眼镜，用坚定的语气说：“广大红军指战员都亲身经历了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以来，‘左’倾错误路线把战略转移变成惊慌失措地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致使红军几次濒于绝境，人员大量减少，这是排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盲目的、不顾实际的堡垒战、大规模正面作战，是‘左’倾冒险主义不知中国革命特点的蛮干，是不顾客观规律的乱干。那个洋顾问固然有错，但博古同志要负大的责任。我们也有责任，不能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摆设。毛泽东同志担任总书记我也完全赞成。”陈云坐在博古身旁，正拿着笔在本子上记录，听了张闻天的发言，他接着说道：“博古同志对遵义会议上提出的对他的批评在思想上有抵触，但也认识到自己的一些错误。在当前敌我态势发生变化，主要任务是军事行动的形势下，再继续领导下去会有困难，我支持恩来同志的提议和洛甫同志的意见，由毛泽东同志出来负总责。”博古在会议开始后就一直低头吸烟，地上已散落着七八个烟头。就在开会前，周恩来同志已找他谈了话。周恩来的话句句在理，让他不得不直面这个终究要面对的问题。听了陈云的发言，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遵义会议后我也进行了反思，撤出中央苏区后中央红军一路受挫，损失惨重，我应负主要责任，但不是完全责任。按惯例，常委分工这样的大事需报共产国际批准才行。但不管怎么样，作为共产党员，我服从集体意见，以后分配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周恩来又补充说：“中国革命有自己的实际，须由懂军事、会打仗，熟悉中国革命特点的人来领导，这不仅仅是军事问题、组织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些问题需由我们自己解决。”这时，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坐在右侧的毛泽东，只见他此时正凝神静思。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道：“这副担子不轻啊！还是洛甫同志更适合。洛甫同志能总揽全局、发扬民主、团结同志，又善于独立思考，敢于系统地提出和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见解与理论见解，难得啊!”毛泽东缓缓地站起来，接着说：“博古同志说的也有道理，我们不能不顾及共产国际那儿，洛甫同志曾留学苏联，共产国际那里也好有个交代。我个人可以协助恩来同志负责军事。博古同志有理论水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伤病还未康复，建议博古同志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之职。”毛泽东的提议得到大家赞同，特别是提出对博古同志的安排，让博古内心震撼，解除了他半个月来心里的阴霾。他说道：“我现在思想上想通了，我不会背任何包袱，保证完成任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会议还研究了中央红军目前的战略行动方针及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的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随后，中央书记处立即致电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分局，要求他们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等。2月6号，天刚微亮，博古随即把象征中央权力的一副装有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印章和中央书记处条形章的铁皮挑子交给了张闻天。张闻天接过挑子，掂了掂，百感交集地对大家说：“我张闻天挑不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帮忙啊！”毛泽东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他向陈昌奉要了一支烟，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大声而爽朗地对张闻天说道：“要得，马上向扎西开进!”此时，只听见农民家里的雄鸡振翅高鸣，冲破清晨四野的宁静。毛泽东感慨道：“雄鸡一唱天下白，好兆头啊。”随后，中央红军从水田寨出发，沿壮龙山而下，来到石坎子、大河滩一线。花房子会议从组织上肃清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危害，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在扎西实际形成，张闻天的任职和周恩来作为军事最高决策人，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意义重大。遵义会议拨航向，扎西会议正乾坤。扎西会议在思想、政治、组织、军事上实现和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与遵义会议相衔接，共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红军一步步冲出危局、实现转折、走向最后的胜利。

扎西缩编：十个连长一个班

炮声隆隆，血雨腥风。年10月，那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敌人重兵云集，湘、粤、赣、桂和国民党的军队50余万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进攻，包围红军。中央红军浴血奋战，舍身忘死，击退敌军一次次猖狂进攻，冲破敌军三道封锁线。当时担任领导的博古、李德等人不顾红军重兵围堵的事实，仍主张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致使中央红军被迫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30万大军在湘江展开血战。在突破敌军第四道防线，渡过湘江，中央红军主力从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九天的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但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的中央红军终于撕开了敌人重兵设防的防线，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的企图。此后，中央红军转向敌人相对较为薄弱的川、滇、黔地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了三人团，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年2月5日至10日，中央红军进驻威信扎西后，在扎西镇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鉴于红军长征以来在湘江等战役后减员十分严重，为丢掉“包袱”，轻装上阵，机动灵活作战，毛泽东提议，必须整编部队，实行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2月10日，中革军委颁布了《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作战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将原30个团缩编为16个团加干部团，共17个团，从军团直接到团，层层下放，充实战斗人员，并把繁多辎重留下来，轻装上阵，通过精简缩编，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和灵活性。中央红军缩编后一个团约多人，相当于缩编前的一个师。各级干部层层下放，师长、师政委下放当团长、团政委，团长、团政委下放任营长、教导员，营、连干部下放到连、排。在基层，甚至出现了连长下放当战士的情况。据3军团4师10团9连连长黄荣贤回忆，他们团在长征中损失很大，连队大量减员，在整编过程中许多连队被撤销。当团政委杨勇告诉他9连解散，把他调到团部新组建的通讯班当班长时，他想不通，连长怎么一下就降格成班长了？4师政委黄克诚也对他说：“拆散9连，你想不通，不干了，那撤销4师，我想不通，也不干了，红军还能打胜仗吗？”黄克诚还指着杨勇风趣地说：“我也下到你们团当政委来，杨政委只好当团政治处主任喽！”黄政委的话让黄荣贤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站起来，看了看黄政委，又看了看杨政委，像不认识两人似的。师政委怎么就变成了团政委？黄荣贤想不通。黄克诚政委走过去，拍了拍黄荣贤的肩膀，习惯性地背起手在屋子里来回走着继续做他的工作，说黄荣贤啊，在来扎西之前，由于长征中减员严重，中央红军各军团番号虽然存在，但有的军团实际兵力不及以前的一个师，有的师实际兵力不如以前的一个团，有的连队甚至只有干部没有战士，成了光杆司令。官多兵少，机关人员臃肿，战斗部队人员缺乏，作战能力下降，形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机动性。黄政委停下脚步，眼神里有些忧郁也有愤怒。忧郁的是想到了牺牲的英烈们，心情十分沉重，敌军处处围堵，出路堪忧；愤怒的是有些同志不理解中央缩编部队的重大决策，思想有顾虑，要怎样才能解除同志们思想包袱。为战场而生，为民族而死。听着黄克诚同志的话，黄荣贤连长的眼前又浮现出湘江战役的惨烈场面，为了掩护兄弟部队过江，自己带着兄弟们喋血湘江，视死如归，鏖战了几天几夜，很多战士血染沙场，但由于过江部队行动缓慢，疲惫之师不得不作最后的拼杀，用血肉之躯筑起屏障，直到大部分战友都在他面前倒下了……那真是肝肠寸断万箭穿心的一幕啊！满身血污的黄荣贤来到团部报到时，团管理员吴继章调侃他道：“10个连长1个班，成了连长班了”。到了通讯班后，心怀疑问的黄荣贤才明白他的意思，原来通讯班的9位战士，都当过连长，加上他这个连长，通讯班刚好10位连长，是个名副其实的“连长班”啊。尽管还有失去战友的悲痛，但毕竟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踪，大家的情绪高涨，风趣幽默的侯连长张口就来一个顺口溜：“精简大整编，连长下到班。班长黄荣贤，率领一个团。”意思是说黄荣贤领导10个连长，像一个团长，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没有苦难，何来辉煌；没有缩编，何来轻装。中央红军丢掉了“包袱”，把若干人才能搬动的笨重器材和军用物品扔了，“坛坛罐罐”丢了，“消了肿”，大搬家式的长蛇阵队伍不见了，部队轻装上阵，大踏步战略转移，运动战得心应手，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部队精简缩变成功了。毛泽东很形象地指出：“它改变了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局面”。中央红军缩编，加强了部队机动性、灵活性，提高了战斗力，红军随后取得娄山关大捷，重占遵义城，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胜利，鼓舞了士气，为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江斗敌顽，强渡大渡河逞英雄，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此，陆定一、贾拓夫合作，为扎西会议上的精简缩编决策编写了一首红军歌：“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整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这首红军歌，仿佛把我们带到了80年前扎西那个烽火连天、红军整编扩红、与数倍敌人浴血鏖战的艰苦岁月。唱起这首歌，一股昂扬正气在红军和老百姓中间扩散，扩大了红军队伍宣传和政治影响，鼓舞了红军战士的革命斗志，汲取了坚持武装斗争的精神动力。

威信陈子君：苦娃当红军

年2月，中央红军经过云南昭通威信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红军离开威信扎西时，多名威信儿女加入了红军队伍，苦娃子陈子君，就是其中一名典型代表。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决定由黔北地域经川南渡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实行总的反攻。由于贵州土城战役未能歼灭追敌，过江计划受到川敌所阻。为迅速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追击，2月3日，中革军委决定分6路以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并指令“三军团明4日派两个得力团分别扼守站底、两河以北，五军团扼守摩泥以北要隘，阻止永宁之敌南进，直至明晚，以便掩护我右路纵队通过摩泥之线向川滇黔交界之扎西地域集中。”年2月中旬，中央红军红一军团长征来到威信县三桃春天坪。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不了解红军的当地老百姓几乎都跑到深山老林里躲藏起来了。被国民党反动派蛊惑下的春天坪人去房空，春寒袭人，面对空房子，一群红军宣传战士专注地在墙垣上书写着宣传标语，一位红军宣传战士看到路旁很显眼的川龙殿，就一手提着一个装满石灰浆子的小桶，一手拿一把小刷子快步走上前，熟练地在墙壁上工整地书写了“打土豪，分田地”几个大字。当他正准备转身离开时，他看见川龙殿后不远处的悬崖边蜷缩着一个人，他小心的走近卷缩着的人身边，才看清这是个十七八岁的男青年，他破衣烂衫，面黄肌瘦，脚上套着一双掉耳的烂草鞋，赤裸的双脚到处都是冻疮，血水直流，他双手插进袖笼里抱成一团直哆嗦。见有人过来，年轻人似乎有些害怕，身子缩得更紧了。红军战士和蔼地说道：“老乡，不要害怕，我们是红军，是专门打土豪地主分田地给穷人的红军。”这个蜷缩在悬崖边的年轻人，几天来一直悄悄地尾随这群红军战士，看到红军战士不走进空房子，不侵犯老百姓，他们一个个面带微笑，对老百姓秋毫不犯，他心里对红军战士有了一种莫名的信任。当红军战士走进他时，听到红军是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队伍，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战士，没有感到一点点害怕，蜷缩的身子稍稍放松了些。红军战士亲人般的坐到地上，肩并肩和他坐着，问他为什么这么冷的天独自一人躲藏在这里。红军战士关心的询问，可亲的语气，一下子触碰着年轻人的悲伤，他哭了，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他告诉红军宣传员，他叫陈子君，从小母亲就生病去世了，后来父亲陈泽三给他找了个继母。继母很刁横，对他常常不是骂就是打，专叫他干重活，还不给吃饱。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讨个媳妇也不容易，也不敢对这个讨进来的媳妇怎么样。面对生活的不易，父子两人常常背地里抹泪，相互安慰，父亲的温暖支撑着陈子君强忍苦难，艰难生活。天有不测风云，相依为命的父亲因病无钱医治，病逝了。因家里太穷，买不起棺木为父亲下葬，陈子君只得将自己卖给当地团总陈作人家当仆人做长工，换来一口棺材钱，父亲得以入土为安。陈子君到陈家后，陈作人对他像奴隶一样的使唤，稍不如意不是打就是骂，陈子君受尽百般欺凌。几天前的大年三十，陈作人家里朱门酒肉，欢天喜地，推杯助盏，张灯结彩，他却只能孤独地蹲在牛圈里，听着牛笨重的喘息，饿得奄奄一息，人都快昏过去了。看到陈子君病恹恹的样子，陈作人家怕染上晦气，赶他回家，叫他初三回来做工。被赶出陈作人家，走在山村凸凹不平的路上。陈子君想到牛旁还可以相互取暖，牛圈还可以遮风避雨，父亲去世了，继母又容不得自己，哪里还有家啊！此时，陈子君悲伤不已，只有孤寂的走在冷凉的山间，在寒风中，到村里流浪乞讨。春天坪的空中时不时有爆竹鸣响，空中还有清脆的枪声，土豪地主反动派散布着红军要来了的反动谣言，邻里乡里都跑到深山老林躲藏起来了。陈作人一家惊慌失措，把粮食全部藏了起来，跑得无影无踪。陈家逃跑时，一再叮嘱陈子君看好他家的房子，喂好他家的牛。红军宣传战士含着眼泪听完陈子君的不幸故事，内心充满了同情和憎恨，赶紧从已经干瘪的干粮袋里抖出一些炒面，拿给陈子君吃，陈子君大口地吃着炒面，目不转睛地看着红军战士，红军战士深情而又坚定地对陈子君说：“不要难过，苦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将来你一定会有好日子过的！”吃着炒面，听着战士激情的话语，陈子君有了些神气，再没有卷缩着身子，他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红军战士，眼睛虽还有淡淡的忧伤，但清澈见底，充满希望和憧憬。红军宣传员继续说：“走，跟我们当红军去，红军是咱穷苦人的队伍，专为穷人打天下的。跟着红军有饭吃、有衣穿，官兵一致，互相帮助，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欺负你了！”听着红军战士温暖的话语，陈子君感受着从来没有过的甜蜜。他看着眼前这个人年龄和他差不多，当了红军，精神抖擞的，还会写字唱歌，想到自己孤苦伶仃，十七八岁了，还当放牛娃。触情生情，突然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心中涌动，他想：与其自己一个人在家受苦，还不如当红军有饭吃有衣穿。陈子君猛地一下子擦干眼泪，站起来挺直身子对红军宣传员说：“我要跟你们走，我要参加红军！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教我读书认字，我也要像你一样，能在墙壁上写出大大的字。”红军宣传员看到陈子君坚定的态度，憨厚的表情，听着他纯洁的语气，笑着说：“参加了红军，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放心，我教你。”红军队伍就要离开春天坪，离开威信了，陈子君经过组织考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离开了威信，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中央红军长征在威信期间，革命足迹遍及全县60多个村，红军每到一处，张贴布告，书写标语，召开贫民大会，演出文艺节目，教唱革命歌曲，热情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势，播撒着革命的火种，许多青年走出深山老林，踊跃参加红军。陈子君只是在威信的多优秀儿女中的一员，这多红军战士，绝大多数牺牲在长征路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调查统计，有名有姓的查到余人，更多的连名字都未留下来。这些无名的英雄，是昭通人民、威信人民的骄傲。他们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留下了敢于斗争、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

X光机的歌谣

X光机，X光机一柜铁疙瘩却有神奇术看人的肉，看人的骨更能看见敌人射进战友身体的子弹头X光机，X光机革命战斗到扎西形势急，战斗紧我们已经担不动你藏在老乡家，你要守纪律X光机，X光机弹片满天飞倒下医院的帐篷里白昼黑夜我好想念你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云南省威信县召开了“扎西会议”。会议总结了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原本是战略突围，却变成了惊慌失措的搬家运动，“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精简缩编，要求对影响部队行军作战的笨重装备进行精简，凡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掩埋，这难坏了卫生部长贺诚。卫生部队有一台宋庆龄从美国购买回来，地下党同志历尽艰辛，费尽周折转运到苏区的德国产X光机。X光机十分笨重，但却十分珍贵，因为有了它，战地医务人员能准确地确定战友身上的子弹和弹片位置，从而减少医疗失败，医治伤员。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时，仅医疗器械每天就需要近百人轮班背抬，特别是那台X光机，每天需要多人轮换背抬，爬山涉水从中央苏区抬到贵州，又从贵州抬到云南扎西，现在已属于“精简”装备。自接到通知后，贺诚就忐忑难安，几经思量，还是决定从石坎杨家寨来到扎西，当面向毛泽东请示关于卫生部轻装的问题。他说：“因为医疗器械，卫生部是部队拖累最大的一个单位，要留这批器械，不行，要丢掉，太可惜，带走，又违反了命令。”坐在一张旧木桌前看书的毛泽东，被这个部长的话逗乐了，弹了一下指间的烟灰，然后抬头笑着问贺诚：“我们一个部长，怎么变得小气起来了？不就是一台机器吗？”“不是，它是我的穿山眼。”“怎么个穿山法？”“毛委员，你不知，没有它，我们很难找准战友身上的弹头和弹片。”“你说的我知道，但你也要晓得这机器非常时期治病的同时，也是我们的拖累嘛！你几个人抬着它，我们是行军打仗呢？还是当机器的保卫？”“唉！我是真舍不得！”毛泽东发现贺诚还是舍不得，便接着说：“部队一路从中央苏区来到这里，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我们就是吃了搬家式大转移的亏啊！如今，我们精简非战斗物资和武器，目的就是为了部队的机动灵活，有效地消灭敌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这台机器的确珍贵，但再珍贵也没有红军的生命珍贵嘛！这样吧，我们也不把它丢掉、埋掉，就把它寄放在老乡家里，请他保护好，以后我们又来找老乡要回去，你看行不行？”毛泽东继续说：“将来革命胜利了，什么都有了，还愁没有一台X光机吗？”最后拍拍贺诚的肩膀，风趣地说：“贺诚同志，将来革命胜利了，派你把全国的X光机都接管过来，当个名正言顺的‘穿山眼’部长，怎么样？”“嘿嘿，”贺诚笑了起来：“好，就按毛委员说的办。”当晚回到杨家寨的贺诚部长，找到寄存大小17箱医疗器械的房主杨保和，将五枚大洋放到杨保和手里，诚恳地说：“老乡，这些医疗器械我们带不走了，要请你代为保管，这五元酬谢费算红军的一点心意。”他最后反复交待：要保守秘密啊！不要让国民党知道，我们以后还要来取的。说完，看着17箱宝贝，扭过头，眼眶湿润了起来。随后，两人把大小17箱医疗器械搬上杨保和家阁楼，用破草席把一切盖得严严实实，上面再放满杂物，伪装严严实实，直到威信县红军文物征集小组找回这台X光机，已是解放后很久的事了。中央红军在扎西进行精简缩编，卸下了背上的“包”，甩掉了“坛坛罐罐”，精简了机构，充实了连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红军战士精神抖擞，轻装回师东进，大破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打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红军士气大振。谁编了X光机的歌谣，或许永远是迷，更可能是当初操作这台机器的医务人员，忘记不了这台机器，编出了这首歌，谁知道呢？歌词寄托了对X光机的思念，更饱含了红军医务人员对战友生命逝去的惋惜。

李桂洪：留在扎西的女司令

轻轻捧起百年光辉史册，慢慢翻看峥嵘岁月，细细品味逐梦行迹，历史的长河中，每一粒沙都曾伟大辉煌，每一粒沙都值得铭记，每一粒沙都让我们触摸永恒……李桂洪，扎西会议后被党中央留在扎西担任川南游击纵队司令部的指导员，成了长征丰碑上一朵永恒的铿锵玫瑰，是无数壮丽诗篇中最坚韧的一页，是留在扎西植根山野最具生命力的顽强山茶花。年，江西省寻乌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个女婴呱呱坠地，父亲百般疼爱这个女儿，为她取名桂洪，希望她像桂花一样大气而芳香宜人，然而，新生命的降临并没有给这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带来多少喜悦。恰恰相反，在小桂洪不满四岁时，疼她爱她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失去男人的家庭风雨飘摇，小桂洪七岁那年，母亲实在撑不下去了，看着饿得皮包骨的小桂洪，为了活命，万般无奈的母亲被迫把女儿卖给一个20多岁的男人做童养媳。命运对小桂洪是眷顾的，一个偶然的机缘，小桂洪看到红军为劳苦大众分田地、谋幸福，革命的种子就此在桂洪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她毅然报名参加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从穷苦的生活中走出来的李桂洪，倍加珍惜革命的机会。在江西，她曾经获得“扩红模范”的称号，在长征途中，她乐善好学，为长征宣传动员吃苦出力，把自己的粮食分给战友，她偷偷采野菜充饥，再苦再累的活也默默揽下，她是随中央红军一同长征的32名女红军之一。年2月10日，党中央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决定选拨红军党员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李桂洪和丈夫戴元怀（戴元怀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组织部部长）被党中央留在了扎西，成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一员。在与主力红军告别时，李桂洪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她知道，这一别，主力部队走了之后，自己未来的战斗环境将更加残酷，更加凶险，自己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更为艰巨……丈夫戴元怀看出李桂洪的焦虑，就鼓励她：“党叫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而且要更加出色的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听了丈夫的鼓励，李桂洪信心倍增，她决定不负党中央重托。为了坚决执行留在川南游击战场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命令，李桂洪决定，同自己挚爱的丈夫一道，共同面对险恶战争环境的考验。为了牵制强敌，策应红军主力作战，纵队从成立起，几乎每天都在打仗，有时候一天要打几仗，战斗非常激烈。年3月24日，纵队到达兴文县大石盘的观音岭一带休整，准备攻打建武城。不料，消息走漏，25日，川军黄锦、章团、吴营及江安等四县人马连夜赶到了大石盘山下，将纵队团团包围，而纵队并未知觉。26日，战斗打响，纵队发起突围总攻，但反复冲杀几次，难以突围。江安保安大队在观音岭要隘以密集的火力向下俯射，封锁了纵队转移到威信境内的道路。纵队腹背受敌，处境十分危急。组织部长戴元怀在危急关头，亲自率领通讯班10多名战士，冲到阵地前面，以短枪吸引敌人火力与敌浴血奋战，奋力厮杀，掩护纵队主力突围。大部队很快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戴元怀还在后面狠狠阻击敌人，这时，李桂洪亲眼看见她的丈夫身中数枪，倒在了血泊之中，悲痛万分，拼命要冲上前去救他，被几位战士死死拽住。戴元怀及通讯班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了，毒若蛇蝎的李品三丧心病狂，残忍地将戴元怀等牺牲的红军战士头颅砍下来，带回石碑、建武等街场悬挂示众，借以恐吓群众和邀功请赏。自己亲密的伴侣和战友们倒下了，李桂洪悲痛万分，只有化悲痛为力量誓死要把革命的红旗插到底，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丈夫牺牲了，李桂洪心如刀绞，但她始终记得丈夫曾对她说过的那句话：“党叫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她将悲伤深藏心底，继续战斗。在扎西地区，她一边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一边宣讲革命思想，能文能武，被扎西百姓亲切的称为“女司令员”。后来在特委书记徐策的撮合下，李桂洪与余泽鸿结为革命夫妻。即将分娩的李桂洪到余泽鸿的老家长宁县隐蔽休养，桂洪在苕窖里隐蔽生下孩子，她有两个选择，要么好好留在余泽鸿的老家坐月子，把孩子养大；要么忍痛抛下孩子去追部队，她有一万条理由选择留下来坐月子，但是桂洪选择了追赶部队，她生下孩子才四天，就忍痛将孩子送走，托人代养，桂洪永远忘不了把孩子交给乡亲那一幕，她把婴儿抱在怀里，泪水像断线的珠子哗哗滚落在孩子脸上，她一遍一遍地亲吻孩子小小的脸蛋儿，吻了一遍又一遍；孩子的啼哭一声一声刺进桂洪的耳膜，刺进她的心脏，如一把锋利的匕首扎在自己心上，扎了一刀又一刀……陪同她的女红军阚思颖含泪拉着桂洪连夜寻找部队。这一别，李桂洪有生之年就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亲骨肉。等她追上部队，迎接她的又是一个惊天噩耗，丈夫余泽鸿已经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不到一年，先后失去两位挚爱之人，还有其他牺牲的战友和她那个不知生死的孩子，面对这剔骨剜肉的痛，面对命运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折磨，李桂洪内心的伤痛可想而知。但残酷的斗争使纵队只剩下二三十人，党中央选拔的纵队领导人大部分已经牺牲，敌人还在不断“搜剿”纵队剩余人员，伤病人员无法安置，供给没有保障，这些都不容李桂洪过度悲伤，她依旧和战士们一起与敌军周旋，依旧认真做好群众工作，依旧联合边区武装部队继续战斗。年12月26日，纵队由大雪山转移到野腊溪，突然遭到滇军的袭击，李桂洪不幸被捕。在狱中，李桂洪受尽酷刑拷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她始终坚持革命气节，没有吐露纵队的支言片语，这位看似柔弱的女子，对党和革命坚定的信仰如同钢铁般坚不可摧。随后，她被敌人送至重庆反省院，被押往重庆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努力营救下，年9月的一天，李桂洪终于被营救出狱。出狱以后，她又带着浑身的伤痛只身一人辗转找到了上级组织，汇报了川南游击纵队的详细情况。周恩来同志听完汇报感慨地说道：你们虽然没有走到延安，可你们走的比我们更艰辛呐。听了周副主席的话，这位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的坚强女战士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泪流满面，久久不能言语。李桂洪只是千千万万红军的一个缩影，顽强而勇敢，坚韧而刚毅，所幸的是，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光辉的丰碑上，找到了李桂洪的名字。而我们知道，还有无数不知名的红军战士，党的无数英雄儿女，连姓名都来不及留下，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临死前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年2月9日，中央红军大部队集结云南威信扎西。有几位红军战士到扎西镇桂花村元神殿的山梁子上去放流动岗哨。山梁的不远处，住着一家姓黄的穷苦人，黄家有一个17岁的少年名叫黄登朝。他看见放哨的红军背着长枪，帽子正中间镶嵌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他既好奇又害怕，可还是壮着胆子走了过去。当时，山梁上寒风刺骨，树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凌冰条。战士们穿着草鞋、衣服单薄，冷得瑟瑟发抖。黄登朝就大胆请红军战士到他家里去，并抱了一捆玉米杆烧火给他们烤。

黄登朝问红军战士：“大哥哥，这样辛苦，你们为啥子还要当红军？”红军战士一听黄登朝的话，就对他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专门解放穷人的。我们要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从此翻身。”黄登朝虽然年轻，但从红军的谈话中，知道了红军是好人，知道了这支队伍是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军队。

2月10日夜晚，有几个红军战士把一名红军伤病员送到黄登朝家，请求黄登朝的父亲帮助保护好伤员。这名伤员名叫朱恩昌，是湖南人。临走的时候，黄登朝还主动拿出3双草鞋送给红军。红军战士硬要付钱，黄登朝七推八让推不脱，最后只好收了3个银毫。黄登朝对红军说：“这几双草鞋原本是准备区上点团时上缴任务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们。”红军说：“穷苦人今后不用点团了，红军到云南来就是要发动民众，团结起来跟军阀豪绅地霸斗、打倒他们，分他们的田地，穷苦人自己当家作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过幸福美好的日子。”黄登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对待穷人的好军队，心里非常感动！

2月11日下午，红军大部队开始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几天后，地霸豪绅和反动派怀着仇恨，开始报复，他们到处搜查抓捕杀害流落的红军伤病员。民团自卫队长肖连升，红军来时躲在狮子营碉楼里，其父肖尊武是区团首，被红军抓捕镇压。红军走后肖连升进行了凶狠残忍的杀戮，仅在扎西石龙到老街一带就搜捕杀害红军伤病员10多名。居住在桂花村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胡纯孝，回来后硬说贫苦农民陈昌全勾结串联红军，于是便把陈昌全抓去拷打吊死。眼看地霸豪绅搜捕杀害红军伤病员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朱恩昌主动提出，要求离开黄登朝家。他对黄登朝说：“小兄弟，现在形势严峻，我住在你们家里，对你们很不利，会连累甚至害了你们全家。干脆我走了算了。”黄登朝说：“怕啥子？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我们家又住在山梁上，他们一时半会儿还发现不了。如果恶霸来抓你，我们就和他们拼命，要死我们一块死。”过了一段时间，风声稍微有些缓和，朱恩昌的伤势已恢复了许多，坚持要离开黄登朝家，去寻找和追赶红军部队。黄登朝苦留不住，只好护送他下了山梁。

朱恩昌与黄登朝告别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朱恩昌被扎西镇的保长罗朝臣的探子发现后报告了罗朝臣，罗朝臣派团丁跟踪追击，当晚就把朱恩昌从半路抓回到扎西县城关押起来。第二天，罗朝臣将朱恩昌五花大绑，拖到一坝寨的河沙坝里，在他的棉衣上浇上煤油，然后点火焚烧。瞬间，朱恩昌被熊熊大火包住了，大火吞噬了他的身体，却吞噬不了他的崇高信仰，他像一团火球不停地在河岸边跳动。他忍着撕心裂肺的巨痛，想把身上的大火扑灭，便一头扎进了扎西河里。这时，丧心病狂的罗朝臣走到河边，抬起枪口对准了朱恩昌的胸膛连开两枪。朱恩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随后倒在河水中。顿时，鲜血染红了扎西的河水，映红了扎西的蓝天，朱恩昌的遗体被洪水淹没了、卷走了，但他的名字却永远镌刻在扎西的大地上，融进了滚滚的革命洪流中。

河水滔滔呜咽去、鸿雁声声哀鸣来！红军战士朱恩昌就义前的呼声划破天际，在扎西的上空久久回荡！

牺牲在长官司的83名烈士

年7月12日，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与黔北游击队在朱家山会师后，合编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中共川南特委也更名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刚刚成立的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经天蓬寨、游家坡梁子进入长官司。当晚，特委紧急召开党员干部会议，研究后提出当前的任务：一是带领新编为纵队二支队的原红军黔北游击队在川滇边境熟悉地形，侦察敌情，扩大政治影响，宣传发动群众，筹集弹药物资；二是决定在边境利用有利条件，择一适当地方，以便大部队屯驻、扼守，诱敌深入，消灭敌人，建立革命根据地。又以小部队游击，寻敌空隙，袭击敌人，保存实力，坚持持久的游击斗争，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等。第五区民团大队长赵礼隆得知情报后，一边派兵骚扰，一边派人到四川大坝向川军周化成部队报信。周化成得到消息，连夜带领川军联团赶到长官司附近，并纠集第五区民团在纵队必经之地观音塘山梁上构筑工事堵截。7月13日清晨，长官司河晨雾笼罩，初熟的稻谷散发出诱人的清香，纵队人员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血战就要在这里打响。纵队欲向石碑口方向前进，准备攻打兴文建武城，刚行至观音塘的松林地带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一开始，纵队还误认为是地方民团，便匍匐在山间小路旁还击敌军。由于上面是松树林，下面是稻田，地形对纵队极为不利。纵队六个大队挤在一起，难以展开，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敌人居高临下，在山头向纵队猛烈扫射，纵队多次冲锋都被打退回来，死伤战士数名。通过侦察，方知敌人除地方民团外，主力是周化成带领的川南联防团。敌人沿着小路右侧占据三个山头，利用战壕、松树林作掩护，形成一条封锁线。纵队几次攻击不利，伤亡人数递增。特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徐策等几个主要领导分析敌情后认为：打，对纵队不利；不打，已进入敌人伏击圈，很难撤出去。只有把敌人击溃才能安全撤退。见此情形，参谋长陈宏和副政委张凤光毅然站出来，要求率队攻击。二人分别带领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同时进攻左右两侧山头。大队一级的干部轮换带领战士一次又一次地冲锋，敌人疯狂扫射，纵队几次冲锋仍未能取胜。此时部队伤亡已达七八十人，陈宏身负重伤，来不及抢救，便被周化成部队抓去。张凤光指挥二支队，展开了与敌人的殊死拼杀。他派了几个枪法好的战士负责射击，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又派几个优秀的投弹手，趁敌人扔下来的手榴弹还没炸，立即捡起反扔回去。几颗手榴弹在敌人的战壕里炸开，炸得敌人猝不及防，乱作一团。张凤光振臂高呼:“冲啊”，他带领战士们冲锋在最前面。就在队伍即将冲到山顶的时候，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张凤光，他身子摇晃着倒下了。见此情景，战士们满腔愤怒，奋不顾身冲到敌人的阵地上。这是短兵相接的激烈搏斗，英勇的纵队战士浴血奋战，终于夺取了前面的两个山头，把敌人逼退到后面的两个山头上。陈宏被俘，张凤光牺牲，激起徐策满腔的怒火。他挥枪带领部队为死难烈士报仇。在一片复仇的呐喊声中，徐策率领部队发起冲锋。凶残的敌人又用机枪扫射过来，徐策不幸中弹，身负重伤。警卫员要把他背走时，他忍着剧痛对政治部主任余泽鸿说：“一定要在此消灭周化成部队。”随即命令余泽鸿接替自己的一切职务。余泽鸿奉命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猛攻，终于拿下了敌人固守的最后一个高地。敌人受到重创，不得不撤到山岭背后。余泽鸿迅速指挥部队趁机往罗布坳方向撤离。纵队撤出长官司后，当地民团为了向官府表功，派团丁到山上把牺牲了的红军战士的头一个个砍下来，装在箩筐里，挑到长官司衙门。城隍庙是长官司群众去烧香拜佛最繁华的地方，为了威吓百姓，官府又令把这些头颅挂在庙前示众，用以恐吓老百姓不要窝藏红军人员。83颗头颅挨个儿排成了黑压压的一长排。有的血肉模糊，有的满面污泥……83位烈士，83张面孔，83种表情。每张面孔都述说着战斗的惨烈。没有人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只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军。夕阳西下，长官司街背后的红山顶、观音塘又恢复了平静，只是山岭上、田埂边、树林里多了许多横七竖八的，没有头颅的红军英雄的遗体。他们有的身子朝上，还保持着向上冲锋的姿势，有的成搏斗状，在短兵相接中和敌人扭打成一团，被敌人的刺刀刺中……血洒满了大地，红山顶上的紫红色土壤在夕阳的照射下显得更加殷红了。长官司战斗，是纵队自创建以来所经历的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牺牲了83人，特别是张凤光牺牲，陈宏被俘，徐策在转移至罗布坳时被敌人杀害，这次战斗给特委和纵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水田寨合葬五烈士

威信县水田寨有一座特殊的红军烈士陵园。它的特殊在于，它不同于大多数烈士陵园建在幽深僻静处，而是处在闹市区、市井中，天天伴随着群众的生活；它的特殊还在于，它埋葬了五位红军烈士，却仅仅只有一个墓塚。在陵园中，有一棵威严苍劲的百年老树似擎天的团团华盖，昂然挺立，遥望着公墓两侧并排的五烈士的墓碑。五烈士分别是龙厚生、曾春鉴、李青云、刘少成、董玉清。我们的故事就从龙厚生开始吧!龙厚生，名承桃，字辛桃，乳名毛徕，年出生于湖南省永兴县一富裕人家，父亲是一位有名的武术师，家中开有经馆和武馆。龙厚生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一边学文一边习武。比起学文，龙厚生更酷爱武术，15岁时他就学熟了多种拳术和当地红、黄、青、花四种舞狮法，能跟班出场。父亲见他有习武天赋，便将祖传秘绝传授给他，还让他到南岳拜一姓陈的高僧为师。从此，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习得了一身绝好功夫。年，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龙厚生萌发了寻找革命真理的信念。他一面舞狮卖艺，一面打听革命军队的消息。年，龙厚生在朱德部队当兵，他作战英勇，足智多谋，经历过无数次战斗，通过了党的考验，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龙厚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他机智勇敢，冲锋在前，倍受赞赏。年1月，龙厚生随朱德部队参加了湘南起义，上井冈山后，部队成立了军事干部训练大队，龙厚生任武术教官。他言传身教，严格操训，为部队培训了一批技术过硬的军事干部。龙厚生曾受上级派遣，由井冈山回乡侦察敌情，短短3个月，他乔装打扮，活动在龙形市、七甲、鲤鱼塘和安仁等地，把敌人兵力部署绘制成图，出色地完成侦察任务，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他，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也有他。年，龙厚生调任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工作。年春由保卫局派往红军通信学校任特派员，先后参加了历次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龙厚生随部队踏上了万里征程。年2月上旬，龙厚生随中央红军长征来到云南威信。为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开辟川滇黔边区新苏区，中共中央在扎西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龙厚生任游击纵队特派员。在任特派员期间，他先后在威信一带建立了7个乡革命委员会，2个游击大队，1个赤卫队。为了迷惑牵制敌人，掩护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龙厚生与川南特委书记徐策率领川南游击纵队向川南地区进发，频频袭击敌人，并以总政治部名义，到处张贴标语口号，号召人民起来摧毁反动政权，建立革命苏区。被吓懵了的蒋介石误以为龙厚生所部系一支中央红军主力留在川南，急急忙忙调了五个旅的兵力开往川南进行堵击。龙厚生率领的游击队迷惑和牵制了敌人的部分兵力，积极配合红一军团作战，并掩护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他的一只手曾在战斗中负伤，因此被冠以“龙爪手”的称号！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挥师北上后，蒋介石获悉了一直与他的部队周旋激战的是龙厚生、徐策率领的川南游击纵队，既震惊又恼火，随即调集国民党军五个正规师和大批反动地主武装对川南游击纵队发动了第一次“三省会剿”。为了抗击强敌，龙厚生和徐策率川南游击纵队到达叙永县的朱家山，与活动在此的黔北游击纵队会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并组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龙厚生出任特委组织部长。两支武装会师后，立即投入了反“围剿”斗争。7月12日，龙厚生和徐策率领的游击纵队转战到云南省威信县境内，第二天行至长官司的观音堂一带时，遭到敌军突然袭击。游击队与敌人整整激战一天，特委书记兼纵队司令员徐策等80余人壮烈牺牲。14日，游击纵队转移至簸箕坝，召开特委扩大会议，选举余泽鸿、龙厚生等组成新的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由余泽鸿任书记，龙厚生仍任组织部长。此后，龙厚生一直随游击纵队行动，先后参与指挥了攻打四川筠连县城、江安梅花镇等一系列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战斗中，龙厚生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威震敌胆。10月底，游击纵队在娄山关与驻守遵义之敌展开血战，纵队损失严重，仅剩下多人，并且与中央红军也失去了联系。红军主力远去，失败了的敌人是绝对不允许这支游击纵队存在的，他们开始一波接着一波地疯狂反扑。面对百倍于己的敌军，纵队的战斗形势何止是艰难。自年7月至12月，短短5个月内，纵队连续两任领导人牺牲，队员也由最初的0多人锐减至余人。在纵队形势陷入低谷的时候，龙厚生毅然接过重担，成为了纵队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领导者。他带领着仅有的多名战士苦撑危局、继续战斗。在他的带领下，纵队又一次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壮大。年，川滇黔边区抗日革命运动的兴起，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川滇黔三省军阀秉承蒋介石旨意，对抗日先遣队发动大规模的“三省会剿”，数万敌军和地主武装纠集到川滇黔边区，对先遣队形成包围圈，然后分成数个梯队，划区“清剿”。2月6日，特委骨干在四川兴文县洛柏林石匠田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分析当前形势和总结一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会议最后选举刘复初、龙厚生、李青云等组成特委，刘复初担任书记兼任纵队政治委员，龙厚生担任纵队司令员。在龙厚生、刘复初的指挥下，游击纵队迂回穿插在川滇黔边界，利用高山密林，采取“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与强敌周旋，一次次突破敌人的包围。8月中旬，龙厚生、刘复初率领纵队在云南彝良县洛旺一带击溃杨保林的团防队，活捉反动头目杨明章。25日，又在尖子山截获镇雄大土司贩运布匹的商队，将缴获的几十担白布给了当地百姓。为了避开敌人的重重“围剿”，10月下旬，龙厚生、刘复初率领游击纵队经威信县马河、果洛坝往大雪山方向隐蔽休整。21日清晨，纵队来到威信县大雪山附近的滥泥坝，遭敌滇军安旅驻昭补充团三个中队联合地方民团四五百人追击，龙厚生等指挥纵队在大田湾分两路设伏，消灭敌人过半，还缴获了几挺重机枪。11月中旬，游击纵队从泸州市叙永县石厢子出发，准备赶回水田寨，途中遭到川军、滇军截击，转移到云南威信境内时，只剩下余人。司令员刘复初身患重病，与党中央一直没有取得联系，孤立无援，加之天气转冷，指战员仍穿单衣，脚穿草鞋，部队粮盐全无，靠野菜、包谷杆、高粱杆充饥，纵队日益陷入了险恶困境。龙厚生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为了摆脱敌军的追击，他率领纵队同敌人绕圈子。11月18日，当他率部行至威信大落脚时，敌军一个旅紧追而来，他连忙指挥纵队改道往海子坝方向急行，把敌人引入岔道，向斑鸠沟方向奔去。不料纵队的行动被当地反动团丁发现，敌军立即掉头追击，纠合从扎西方向赶来之敌分兵两路包抄纵队。龙厚生指挥游击纵队在一条五里长的窄沟里边打边撤。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地形极为不利，伤亡不断，到达大雪山安稳坝时纵队只剩下80余人。龙厚生在当地安置好病重的刘复初后，率领纵队转移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的大雪山。11月底，游击纵队被一名充当向导的滇军特务诱入敌人的包围圈。龙厚生指挥纵队奋力拼杀，最后只带领10名战士冲出了重围，星夜兼程转移到水田寨，隐蔽在干沟一带。年1月上旬的一天，由于当地恶霸郑香谷告密，川南地区民团包围了干沟，龙厚生及参谋长曾春鉴，大队长刘少成等被地霸抓捕。敌人对龙厚生这个武艺高强的龙爪手，早已恨之入骨，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龙厚生被拷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敌人原本想将他带往另一地主武装处继续拷问，但是，此时的龙厚生因伤势过重再也无法继续前行。他这双脚曾驰骋过多少沙场，闯荡过多少回鬼门关？他已经记不清了。在途经金龟山一处坡地时，敌人打量着寸步难行的龙厚生，决定就近将他枪杀。面对敌人步步紧逼的枪口，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禁不住仰天长叹，倒在了长满野草的坡地上。龙厚生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李青云同样用生命印证了他对革命信念的坚守。李青云，江西省莲花县人，原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干部，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年10月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年2月20日，中央红军途经贵州省习水县东皇殿，军委纵队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命从总后勤部各单位抽调了80名红军指战员，组成了红军黔北游击队，由陈宏任队长，张凤光任政委，李青云任特派员，在黔北开展革命武装活动。年6月底，黔北游击队在陈宏、张凤光和李青云的带领下告别了放牛坪的父老乡亲，甩开途中阻击之敌，向川南急进。部队到达二郎滩，发现盐防军已将渡口封锁，几支木船都被敌人收集到河对岸。李青云与大队长余得胜在部队里挑选九名熟悉水性的红军战士，泅水渡河，主力部队在岸边用火力侦察掩护，夺取渡口，消灭场上盐防军，使部队顺利地渡过赤水河。年7月上旬，游击队经白沙、摩尼、分水岭等地，沿途探听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行踪，终在叙永分水岭朱家山与川南游击纵队汇合。两支队伍汇合后，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委决定同心协力一同作战，决定部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特委也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部队扩大到近千人，下辖七个大队，使川滇黔边区的武装斗争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创建了新苏区根据地。由于部队合编，人员增多，队伍壮大，对川滇黔边区影响也逐渐增大。因为中央红军已渡江北上抗日，所以川滇黔边区的红军游击纵队被敌人视为心腹大患。年7月上旬，纵队由朱家山出发，第二天在田坝头与川军顾晓凡团遭遇。陈宏指挥部队抢占高地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毙伤敌军多人。7月12日，纵队在徐策、张凤光、陈宏的率领下，由分水岭经天蓬寨、文兴坡到长官司，准备去攻打兴文县建武等地。7月14日，纵队在长官司与川军周化成部激战之后，主要领导人徐策、张凤光相继牺牲，陈宏负伤被俘，纵队损失严重。随后，余泽鸿在簸箕坝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总结半年来的经验教训，决定转变策略，外线出击，奇袭敌人，在川滇黔边区打出影响来。在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余泽鸿，特委委员、纵队司令员刘干臣，纵队政治部主任钟昌涛，参谋长聂昭良，组织部长龙厚生，特派员李青云的带领下，长途跋涉，打下了贵州赫章、四川筠连；打到泸州兰田坝、叙蓬溪；贵州一碗水、燕子口、娄山关等地。年11月折回川南，由于气候严寒，伤病员无法隐蔽，供给极度困难，加之敌派重兵加剧“围剿”，纵队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李青云同参谋长刘复初将纵队余下的20多人带上连天山隐蔽休整，敌军结束了第一次“三省会剿”。年2月，李青云与刘复初将队伍带下山来，转移到兴文洛柏林，与同在这里坚持斗争的龙厚生、黄虎山等人汇合，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推举李青云任特委(宣传)委员、纵队政治部主任、特派员。与龙厚生、刘复初组成新的特委领导班子。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一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继续坚持川滇黔边区的游击武装斗争，在滇川边区主动袭击敌人，配合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行动。6月9日，纵队到达威信院子场与红二、六军团组建的贵州抗日救国军阮俊臣的第三支队和国民党军陶树清的起义部队合编，组成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李青云任先遣队特派员。7月，纵队单独活动，恢复原建制，李青云仍任政治部主任兼特派员，在威信边境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又吸收珙县底洞铺一连川军起义部队，同时发展以殷禄才为首的云南游击支队，展开轰轰烈烈的革命武装斗争，打击敌人，创建根据地。年11月，三省军阀部队加剧对红军游击纵队的“会剿”。11月下旬，纵队由大雪山向水田寨转移，行进到镇雄野腊溪，准备宿营时，突然被滇军田富伍营追至包围，将纵队打散。李青云与龙厚生等带领十多名队员冲出重围，连夜赶至水田寨，隐蔽在一个山洞里。年1月，川南民团孔阵云部由古蔺进驻坛厂，李青云被孔阵云部清乡时搜捕，杀害于水田寨。威信县水田镇红军烈士陵园的五烈士，除了龙厚生、李青云烈士，还有曾春鉴、刘少成、董玉清烈士。曾春鉴，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夏起历任红三军团五军三师七团团长，红三军团六师十六团团长，十八团团长和师参谋长等职。参加过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第一、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斗。年初，随部长征途中，奉命与红六师政委徐策等率领部分指战员留在川滇黔开展游击战争，曾任川滇黔边红军游击纵队参谋长。年1月，在云南省威信水田寨与敌作战中牺牲。刘少成，年1月出生，籍贯不详，曾任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原在黔北川南活动）队长，年1月，在云南省威信水田寨与敌作战中牺牲。董玉清，出生时间不详，籍贯不详，年1月，在云南省威信扎西水田寨与敌作战中牺牲。龙厚生、曾春鉴、刘少成牺牲后，丧心病狂的敌人砍下龙厚生的头颅、曾春鉴的左手悬挂在水田寨街上“示众”。水田的贫苦百姓冒着凛冽的寒风，三五成群来到街头，含着泪水面对挂着的人头和手，默默悼念两位为人民幸福献出生命的可亲可敬的人。之后，川敌还将龙厚生的头颅拿到四川陇杠邀功请赏，只留下了他残缺的身子，龙厚生的身子在云南，而头颅却在四川，身首异处！水田人民饱含热泪，在深夜悄悄掩埋了龙厚生的遗体。此后，当地群众又将曾春鉴、李青云、刘少成、董玉清四位烈士与龙厚生合葬在一起，从而有了水田镇这座烈士陵园。烈士永生，浩气长存。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丰功伟绩。为中国革命牺牲的五位先烈活动在扎西，战斗在扎西，长眠在扎西，从来没有离开过人民，人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正如朱德总司令所言：“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活在你们的事业里！”“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昔日的硝烟战场，已成为人们缅怀先烈的圣地。人们路过红军烈士陵园，总会停下脚步，肃然起敬，追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永不磨灭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年2月4日，中央红军悄无声息冒雪来到云南威信县，战士们没有因为天气寒冷进屋惊扰当地人，而是和衣卧于街道房檐下，老百姓早起开门看见睡在雪地里的红军战士，看见这种守纪律、不侵扰群众、为国为民的部队，让老百姓放心，感动得热泪盈眶。2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进驻威信水田寨花房子，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对常委工作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2月6至10日周恩来先后参加了大河滩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扎西镇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红军该何去何从？怎样实现消灭敌人？最终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扎西镇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几项重大决定中，其中一项是在云贵川三省边区创立革命根据地，抽调红军干部和武装，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牵制强敌，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决议传达以后，中共中央选拔了部分师以上干部、中革军委抽调排连级以上干部90余人和一个基干连（国家政治保卫局第5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和部分修枪工人等多人，在扎西镇的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年2月10日中午，中革军委在扎西镇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四合院坝子里召开了多名干部参加的动员大会，决定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其实，当时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留下来参加游击纵队意味着牺牲，意味着诀别。战士们深知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和艰巨，战斗环境更加残酷和凶险，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将更加巨大和惨重，而且又要和主力部队分手，大家都舍不得离开大部队，心里说不出的痛苦和酸楚。刚下过雪的扎西寒气逼人，一种迷茫不安且沉闷沮丧的氛围深深地笼罩在整个会场。会场上静悄悄的，谁也不想说话。为了做好抽调留下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动员并作讲话。看着大家心事重重的样子，周副主席用缓慢却铿锵的声音说：“同志们，我们目前有许多困难，蒋介石还在打内战，要围剿我们，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冲出去。可是，我们部队的机关庞大，包袱很重，不适合机动作战。因此，中央决定机关要精简，伤病员要安置，部队要轻装，从红军野战部队和中央机关抽调一批能吃苦、能战斗、有地方工作经验的指战员在扎西留下来，在这里成立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川南特委直属中央，负责领导红军游击纵队，主要任务是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要建立新的苏区革命根据地。这个任务十分光荣和艰巨，大家要服从中央的决定，高高兴兴在这里战斗，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听了周副主席的话，特委书记徐策站起来说道：“让咱们留在扎西是党中央的信任！我们一定不辜负组织的希望和重托！”特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也随即激动地说：“咱们从瑞金一路出来，咱们倒下了多少兄弟？他们能舍身赴死，我们亦能不畏牺牲！”战士们泪流满面，有的当场就写下了誓死留守扎西的诀别书。不是没有柔肠，不是没有牵挂，但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唯有把艰难和牺牲留给自己，深情难叙，惟愿鸿雁传情，家人见信如面。眼前的情景，让周恩来的眼眶湿润了，他深情地凝望着大家，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我们的分开只是暂时的，将来是会见面的，我们川北有了根据地，你们在川南也搞起来了，革命力量就大了。”周恩来讲完，突然立正，庄严地向在场的干部战士行了个军礼。这一敬，包含着周副主席的叮咛嘱托；这一敬，包含着党给队员们的千斤重担；这一敬，包含着对离别后重逢的期盼；这一敬，消除了红军干部不愿在游击队工作的思想。同志们纷纷给周恩来回敬军礼，齐声喊道：“请党中央放心！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这声音一阵高过一阵，这声音直插云霄，在扎西上空久久回荡。两天后，纵队战士们在四川三合头与红军主力部队依依惜别！战士们挥手道别，泪湿衣襟。这一别何时再会，这一别没有再见。为了不负党中央的重托，不负周副主席的重托，战士们擦干了眼泪，毅然决然奔赴游击战场。这一支余人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转战三省牵制强敌，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四渡赤水、长征北上。存亡关头，他们临危受命，立下铿锵誓言；游击战场，他们孤军奋战，书写勇于担当的壮丽诗篇。多场惨烈的殊死战斗，0多指战员血洒征途。以徐策、余泽鸿、戴元怀为主要领导的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纵队全体指战员，深知处境险恶，毅然离开中央红军主力，在川南、黔北、滇东地区打游击，先后在叙永木厂梁子成功阻击川军，攻取长宁梅硐场，攻克重点把守的筠连县城，打下长宁安宁桥，占江安红桥镇等，部队后与红军黔北游击队汇合，吸引牵制了相当部分三省军阀和国民党的军队，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取得二渡三渡四渡赤水、重占遵义、佯攻贵阳、西出云南、北渡金沙江等一系列战略转移胜利。年6月，游击纵队与红二、六军团派来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阮俊臣部多人会合，组成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多次主动袭击川、黔敌军，这些军事行动大大牵制了敌人兵力，为红二、六军团取得乌蒙回旋战的胜利和北渡金沙江作了积极的战略配合。年1月，游击纵队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军在川滇黔边20余县与敌军浴血周旋、激战近两年后，终因敌多我少、缺乏后援和补充，在敌军重兵连续“围剿”下被打散，几乎全军覆没。纵队发展的云南游击支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到年2月，长达12年之久，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年，68岁的彭德怀还在四处打听川南游击纵队的下落，得知他们在极其严酷的斗争环境下转战两年，几乎尽数牺牲，这位老人停箸减食，悲痛不已！年，张爱萍将军为纵队斗争史题词：“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举世无双的英雄壮举彪炳史册，而红军在长征中留在扎西的川南游击纵队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是红军长征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永远的丰碑！川南游击纵队在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没有退缩，勇往直前，转移敌人的视线，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安全撤离。他们没有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把热血洒在扎西的土地上，历史不会忘记川南游击纵队，人民不会忘记川南游击纵队！

英雄伉俪28年沉冤得雪

有一对英雄伉俪的故事要从一份民国三十六年（年）四月八日发出的《云南省政府训令》讲起，这里面满是殷匪及殷匪妻子的文字，这是原民国威信县长赵光斗的剿匪情况呈报，匪首、要匪、余匪等蔑称充斥其间。这是当时民国《新蜀报》所刊载文章，那么，究竟赵光斗声称的殷匪、殷匪妻子及余匪，也就是殷禄才夫妻以及他们带领的队伍，是土匪，还是革命武装？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来寻找事实的真相。在威信县罗布镇郭家坟一带，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首车车灯（当地民间小调）：好个郭家坟，滇川两面分；山又生得紧，好似猪槽型；此间曾出一个人，名叫殷骡子，耳朵长又肥；拉起队伍闹革命，专打地霸和豪绅；夺得钱和米，分给穷苦人；从此官僚把他恨，联合密告中央军……战火燃到郭家坟；骡子奋起来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这首车车灯唱的内容就是发生在郭家坟一对英雄伉俪的革命故事。年的春天，和风吹拂杨柳，喜鹊欢唱枝头，喜悦和幸福的气息弥散在郭家坟这个小村庄里。15岁的帅气小伙殷禄才与18岁的靓丽姑娘何吉珍结为伉俪！婚后，小两口相敬如宾、和如琴瑟。他们恩爱相伴，想用勤劳的双手共筑一个幸福的家，但地主恶霸总恃强凌弱，穷苦大众饱受欺凌。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集结扎西，号召贫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当地农民殷禄才倍受鼓舞，在妻子何吉珍的支持下，从两把刺刀开始，组织起十余人的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后来成长为中共党员，并于年担任云南游击支队支队长。当地人把老红军陈华久称之为“陈二排”。殷禄才与政委陈华久通力合作，将支队逐渐发展至8个大队、16个分队共七八百人。他们打击川南国民党地方政权，伏击国民党军车，严重威胁了国民党大后方的安全，成为边区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大患。敌人先后六次对其进行“清剿”，但都被支队成功地一一粉碎。战斗中，殷禄才的妻子何吉珍同样手持盒子枪，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极具侠女风范！平日里，她又分担后勤工作，将缴获的土豪劣绅的物资分发给穷苦群众，当地百姓都称她为“我们的女司令”！年2月，殷禄才率领支队昼伏夜行，3天后到达四川叙永县江门镇，拦截打掉了蒋介石后方运输弹药的一车军火。蒋介石大为恼火，派出整编79师及三个专区十多个县的地方武装倾巢出动，再次扑向郭家坟，高喊着“宁可错杀，不可漏网”的口号开始了对云南游击支队的第七次梳篦式的“清剿”。十余次战斗给支队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短短一个月内，支队队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何吉珍及家属被迫隐匿于深山密林中，但由于被保长出卖，全部被捕。何吉珍和许多支队战士被押送到四川兴文簸峡，关押在七十九师的指挥部里。何吉珍饱受酷刑拷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她始终坚定革命信念，没有吐露支队的任何信息。恼羞成怒的敌人将何吉珍及子女押至山顶，决定让她4个年幼的孩子观看母亲被枪决的过程！孩子们被吓得跪倒在地，哭声一片，最小的两岁，最大的也才8岁啊。何吉珍被压跪在地上，却强扭过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孩子们厉声说道：“起来！都起来！不许跪也不许哭！”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站起身，强忍着哭声。何吉珍这才满意地点点头，对大女儿说：“孩子，苦了你了，替娘照顾好弟弟妹妹！”这时，山风袭来，乱枪响起，何吉珍英勇就义！殷禄才妻子何吉珍英勇就义后，3月19日，殷禄才、陈华久被敌人围堵在水沟头关子洞洞口！一场无比艰难和悲壮的战斗打响了！密集的子弹叫嚣着飞向洞口，陈华久不幸中弹。“陈二排！陈二排！你不是说自己有九条命死不了吗？你给我活过来！活过来……”殷禄才大声喊叫着最后一个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好兄弟。可陈华久血肉模糊，双眼紧闭，已经听不到殷禄才的泣血哀鸣！陈华久壮烈牺牲！殷禄才满怀悲愤，怒发冲冠，红着双眼奋力还击，击毙敌军一名排长和几名士兵，打得敌人不敢抬头！但终究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被敌人团团围住。为了不给敌人留下“活口”，殷禄才将最后一颗子弹顶进枪膛，怒视冲上来的敌人，饮弹自尽，壮烈牺牲，年仅35岁。整整十二年，殷禄才领导的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继承红军的光荣传统，由数十人发展到近千人的武装，转战滇川边区十余县地，开辟方圆近百公里的游击区，粉碎数倍于己之敌的多次“会剿”，牵制与打击敌军，配合前方抗日，袭击和威胁国民党后方顽固势力及交通运输干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解放边区民众、开创滇川边境以郭家坟为中心的敌后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殷禄才和何吉珍牺牲后，被人们误认为土匪，这支红军游击队也被认定为土匪队伍！土匪的帽子一戴就是28年！后来，殷禄才的入党介绍人、老红军刘复初同志对支队性质和他们的身份作了说明，证明他们是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年，中共昭通地委认定殷禄才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殷禄才、陈华久领导的云南游击支队是我党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组织起来的，是党组织派干部直接领导下的地方革命武装。这年，他们的冤情才得以平反昭雪。殷禄才与何吉珍，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坚持敌后斗争，把最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共同追求的革命事业！他们倒下了，倒在了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但他们的倒下，树立了一种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如今虽然山河变迁，岁月流逝，但这支革命队伍，历史不会忘记；这段峥嵘岁月，人民不会忘记。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共产党人将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坚定信仰、坚持斗争，只为了这片沃土上的百姓有幸福光明的新生活！

庄子上议行军路

山河秀丽，树木葱茏。年2月6日早上，军委纵队从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出发，在高山峡谷间沿着陡峭蜿蜒的山路艰难行进，翻越一座座高山，趟过一条条河流。一路跋山涉水，终于抵达威信县石坎子、大河滩一带。有军队进驻石坎子的消息很快在周围群众中传开了，各家各户的青壮年男人怕被“抓壮丁”，纷纷躲进大山密林中，只留老人小孩和妇女在家。红军队伍陆续进入庄子上附近驻扎，他们主动和老百姓交谈，说话虽不好懂，但态度和蔼可亲，还会帮助老人们干重活。红军没收了乡长和土豪的财物，分发给贫苦百姓，并开仓济粮。躲进深山的群众得到消息，悄悄返回家中观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家不禁感叹，这支队伍跟以前见过的军队完全不一样，战士穿着破烂粗布衣服，主动跟老百姓打招呼、做朋友，不像官老爷他们宣传的那样凶神恶煞。中央红军总部住大河滩一位王姓乡绅的三合院宅子。这是典型的单檐悬山顶式川南民居，房屋宽大，全木结构建筑，由主房、东西厢房组成，院子用大石板铺填，颇似庄园，当地人称“庄子上”。傍晚，天气转晴，红色晚霞洒满大地。大家安顿下来后，刚刚被大家推选为党中央负总责任的张闻天，一心想着尽快召集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开会，进一步总结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的经验教训，及时纠正错误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原则，研究确定行军路线等重大问题。2月6日至8日上午，在张闻天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威信县大河滩庄子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陈云、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邓小平等。会上，毛泽东带头总结几天前的土城战役。他坦诚地说道：“土城战役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一是没有摸清敌情，原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是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兵力分散，不该让一军团北上。”他还认为：“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他根据形势进一步分析：“当前，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目前，敌人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利用敌人的过失，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会议充分听取同志们的发言，实事求是地分析斗争形势的变化，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了中央红军战略行动计划和战术原则：第一，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打开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第二，依此方针，目前作战任务是：1.迅速并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2.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并争取在该集中地域的休息和缩编；3.对沿途地主碉楼在不阻碍我军行动条件下暂让其存在，如向我开枪阻我前进，应消灭或监视之。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和中央政治局拟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决议”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用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这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首次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为中央红军与全国各路红军冲出重围，实现战略转移，粉碎敌人围追堵截，取得整个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会议一结束，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同志就分别到各军团和中央纵队去传达了会议精神。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以后，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全军将士倍感振奋。8日下午，中央纵队开始向院子场进发，向威信县扎西镇集结。各军团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向扎西地域行军，红三军团四师作为先头部队开进扎西镇并消灭滇军小股部队和驻守碉楼的团匪。1年6月，大河滩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确认为云南省第二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祖国儿女将永远沐浴着红色基地的思想力量，茁壮成长。

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

扎西整个集镇不过来户人家，大多是又矮又黑的茅草房。集市上的街道宽不过三五米，长约三百米，顺着街道两侧排列着木屋子和杂货铺。年2月9日，中央红军各军团相继完成在扎西地域的集结，中央红军大部队到达威信扎西镇，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得知后，他既怕红军进入云南腹地赤化云南，又怕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尾追红军为名，进入云南，重演“假途灭”的故伎，丢掉自己地盘，于是急令入黔防堵红军的滇军孙渡纵队疾驰滇境镇雄、威信堵截红军。中央红军总部进驻扎西镇江西会馆。会馆是居住在威信县的江西籍人士于清朝在咸丰、光绪年间两次筹资修建起来的，它由万寿宫、东隍殿、戏楼及配殿组成，是当地集会、商贸、文化娱乐的活动场所。然而，就是当年这样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小会馆，却见证着中国革命生死存亡和中国共产党惊天动地的决策壮举。年2月9日，刚进入威信扎西镇江西会馆的中央红军首长们，还来不及片刻的喘息和休整，就立即聚集在江西会馆二楼的戏楼上，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博古、陈云、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罗炳辉、蔡树藩等18位同志。这个会议将决定着3万多红军的生死存亡、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决定着中国革命的航向。会场气氛十分紧张，寒冷的空气似乎快要凝固。每名政治局常委和军团长们都各抒己见，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坐在会议室的东南角上，一边不停地抽着香烟，一边认真地听取并记录着大家发表的意见和建议。有的主张在扎西的大河滩、院子一带开设战场，歼灭滇军的一部分力量，然后攻取镇雄县城，以便补充红军后勤，然后突破横江、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有的主张就在云贵川三省结合部的乌蒙山区建立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与敌人周旋打游击战；有的主张从威信县的郭家坟地域直插川南的珙县、高县，与川敌决一死战，在宜宾一带北渡长江，北上抗日……大家还在争论不休。这时，毛泽东毅然站了起来，将军事地图在木桌上摊开，移动马灯，用手指着地图，用那浓浓的湖南话掷地有声地对大家说道：“从表面上，大家说得都很有理，但是你们提出的战斗方案哪一个能行得通？大家仔细看看，川军南路总指挥潘文华得知我们中央红军已全部入滇、但去向踪迹还不甚明确的情况下，对其各部作了一个防止红军打回马枪北渡长江的部署：令陈万仞指挥达凤岗、袁如骏两旅分驻高县罗场、嘉罗场及高县三地，预防红军到滩头庙口；令刘兆藜旅推进至筠连县防堵，潘佐旅驻长宁，并派一部驻珙县，其谢团驻防兴文；令郭勋祺指挥范子英、袁如骏、廖泽三个旅及顾团，在大坝、建武、洛亥、两路口以南地区内严密清查，如红军确已入滇，酌抽小部出境追击，大部则在边境择要堵截，防止红军打回马枪；令章安平旅由珙县开往巡司场、来复渡，到安边待命，滩头至安边已派蒋尚朴旅及梁国华团防守。滇军安恩溥旅奉龙云命令，一部留威信、镇雄作堵截，一部直出盐津、筠连与川军联络，防中央红军由盐津、筠连间出横江渡金沙江。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我们中央红军已经被川军、滇军形成南北夹击包抄之势，如果按照刚才同志们的意见去部署战斗，我们中央红军就会陷入敌人的包围圈，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啊！”毛泽东停顿了一下，猛吸了几口烟，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然后提高嗓门，胸有成竹地说道：“为了脱离川、滇两敌之夹击，我们中央红军必须放弃在扎西地域歼灭一部分滇军的意图，迅速回兵黔北、再渡赤水、循原路反攻遵义，向敌军力量薄弱的黔北进击，出其不意地杀敌人一个回马枪，粉碎敌人合围我们中央红军于扎西的企图，以打开新的战斗战局。”大家听取了毛泽东的一席话，眼前豁然开朗，都觉得毛泽东说得正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重点发言，提出“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十二字方针，决定精简缩编中央红军，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牵制强敌，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行动，研究了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等问题。此后，中央红军分兵两路，回师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击溃黔军犹国才部，于年2月20日全部渡过赤水河。2月25日至28日，中央红军奇袭击娄山关，乘胜追击重占遵义城，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时，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殷禄才三寻党组织

殷禄才，字国清，绰号殷骡子，年5月1日生于威信县罗布郭家坟。年2月，饱受地霸团保欺凌和盘剥的殷禄才，在党和红军革命活动的影响下，决心打破束缚命运的枷锁，奋起抗争，夺取武器。他邀约几个热血青年，在酸水井用木棍和柴刀勇夺川军士兵武器，缴获两把刺刀和两袋子弹。7月，打入高田民团，智取长短枪6支和子弹余发，很快就在郭家坟发展起十多人的农民武装。没有指南针，武装斗争的航船就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殷禄才虽然组织起农民武装，但到底这支队伍怎么发展，目标是什么，只为报仇雪恨还是打几个恶霸接济一下穷苦乡亲，怎样才能实现翻身解放？年秋，殷禄才带着这些问题主动去找到在云贵川三省边区活动的纵队。他悄悄绕过敌人的封锁线，在川滇黔三省边区艰难地找到红军游击纵队，殷禄才亲眼见到红军军纪严明，待人和蔼，开始打心眼里佩服。特委书记余泽鸿、纵队司令员刘干臣热情地会见了他，听他倾诉衷肠，听他讲出身和处境，请求红军纵队给予指导和帮助，或接收他的队伍加入纵队一起活动。特委和纵队领导耐心听完殷禄才的诉求后，考虑到今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需要，决定对殷禄才组织的农民武装作进一步考察了解。于是，余泽鸿书记对他进行耐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讲解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主张，纵队武装斗争的任务，明确地向他指出：“干革命不单纯是为了个人报仇雪恨，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目标是为工农劳苦大众打天下夺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将来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工人阶级只有实现整个被压迫、被剥削者的解放，个人才能得到彻底翻身。”刘干臣司令员也勉励他：要在本地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组织群众打好基础，壮大武装力量，勇敢地开展向边区军阀地霸团匪的游击武装斗争，并经常与纵队保持联系，报告情况。殷禄才遵照特委和纵队领导人的谆谆教导，回到郭家坟后加强对农民武装人员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深入串联发动群众，积极扩大武装队伍，并以“打富济贫”为劳苦民众闹翻身求解放的口号，带领队伍在滇川边境一带英勇地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年春，殷禄才又一次秘密前往四川省兴文县大石盘（今属珙县）寻找纵队，报告敌情和队伍发展情况，再次请求纵队一定要吸收他。当时，特委和纵队领导见他表现很积极，但是还需要继续考验一段时间，叫他回去把队伍的思想工作做好，爱护百姓，发展队伍，殷禄才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纵队。纵队漫长的考验不但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跟党和红军走的信心和决心。年夏天，特委带领纵队活动到郭家坟地区时，殷禄才第三次找到纵队，汇报了他教育队伍、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以及开展游击活动的情况，并反映了边境一带敌情动向，再次请求纵队一定要吸收他。特委和纵队领导对殷禄才的表现十分满意，认为他对工农革命的要求迫切坚决，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主张真诚拥护，决定将他作为重点对象来培养，留他随军学习，加强思想教育，想在战斗中锻炼他、考验他。于是殷禄才留在纵队随军培训学习，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掌握游击武装斗争的经验，提高觉悟和军事素质。特委领导向殷禄才指明，工农红军及其所属的地方武装，是执行政治任务的军事力量，除担负打仗外还要宣传发动、组织武装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要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维护团结，要有克服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殷禄才在跟随纵队一个多月的活动中，经过多次战斗和思想的洗礼，逐渐懂得了革命斗争要靠共产党的领导才不会迷失方向，于是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请求。特委领导经过研究，认为他革命决心大，思想成熟，决定由刘复初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发展他入党。当殷禄才得知自己被批准入党时，非常高兴，激动地向刘复初表示：“我一定服从党的领导，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革命到底，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为配合纵队粉碎敌人“围剿”，顺利开展边区游击斗争，纵队决定指派殷禄才返回威信郭家坟，将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扩建改编为游击支队，正式任命殷禄才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支队长，发给了10多支枪武装支队，指示殷禄才以威信郭家坟为中心创建郭家坟一带农村根据地。殷禄才接受命令离开纵队时，深感党对自己的信任和培养，向特委表示，坚决发展壮大云南支队，不怕革命流血牺牲，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不久，特委派红军干部陈华久到云南支队担任政治委员，与殷禄才一道带领云南支队开展革命斗争工作。此后，殷禄才用自己的行动和热血践行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他始终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积极宣传党的主张，高举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组织发动群众，壮大革命队伍，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和遭遇强敌屡次“会剿”等艰难险境中，以铁的信念和意志，带领云南支队在川滇边境英勇战斗，建立了以郭家坟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长达12年，直到到年3月被敌人围剿。年3月19日，殷禄才和陈华久被民团队长牟正举带领一个连包围，他俩突出重围后，再次被围困在水沟头关子洞，政治委员陈华久不幸中弹牺牲，殷禄才弹药即将用完，为了不被抓捕，他留下最后一颗子弹，推上枪膛，怒视敌人，饮恨献身，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时年仅35岁。

跟着毛主席，我们又要打胜仗了

年2月10日早晨，威信县扎西镇江西会馆后面的山头，透过淡灰色的空气远远望去，灰暗竟然遮不住山头的皑皑白雪，冰冷的雪光依然从高处向四周倾泄，这种白雪映照的寒光，张闻天透过窗户纸，凝视了整晚。中央红军来到威信后，从2月5日开始到10日凌晨连续召开的三次会议，让张闻天身感重负。因军事上的“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使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央红军被逼战略大转移，在召开“遵义会议”时，红军由转移时的八万余人，折损过半，只剩三万余人，红军离开遵义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向赤水挺进，准备在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后因形势变化，中央军委当机立断，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命令红军由川南叙永、古蔺地区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集结，以求新的战机。在集结扎西的过程中，2月5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由周恩来提议，洛甫附议，陈云同志支持由毛泽东同志出来负总责，但毛泽东却说：“这副担子不轻啊！洛甫（张闻天）同志能总揽全局、发扬民主、团结同志，又善于独立思考，敢于系统地提出与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见解与理论见解，负总责还是洛甫同志更适合。”经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会上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现在，党中央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了张闻天肩上。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后，作为“负总责”的张闻天，眼前最迫切的事是把会议的决议和精神准确地向一线指战员传达出去，毕竟会议取得了重大成果。大家深刻认识到此前军事思想、军事路线的错误带来的惨重后果，现在统一了思想，明白了下一步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战术要点，消除了心中疑虑。传达会议精神的亢奋和身负的重担，让他陷入了沉思，整晚久久无眠。传达会议决议和精神的通知已于昨晚发出，2月10日9时许，军委纵队营、科级以上党员干部齐刷刷坐满了扎西镇江西会馆的院坝。前排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二梯队司令员何长工、政委贺诚，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干部队队长肖劲光笔挺的端坐着，面色凝重，沉默不语。2月份的云南威信扎西，总是雨雾茫茫，天色昏暗，万物寂静，张闻天在天亮前好不容易眯着了一会儿，醒来时听到屋檐上有间歇的滴水声。“几点了？”张闻天问。“首长们都已到齐。”勤务兵答。张闻天快速起身，整理衣裳，系上武装带，戴上黑色眼镜，走出屋外。疲倦弥漫在张闻天黑色眼镜架下，但透过镜片弥散出来的目光却炯炯有神。张闻天大步走到会场中间，这时，院坝里的所有人振奋起来。同志们，战友们：在红军的历史上，我们英勇的完成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但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产生的“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战略失误，年10月，红军被迫离开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同时也为北上抗日……但到今天，红军损折巨大，鉴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3天的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重回中央政治局工作；朱德、周恩来同志为最高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时，前排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叶剑英等热烈鼓掌，在他们的带动下，会场掌声不断。张闻天同志继续说道：在威信水田寨花房子，我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同志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同志作为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的帮助者，由我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当听到毛泽东已回到中央担任常委，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时，大家脸上显露出无比兴奋的神色，话音刚落，全场欢呼踊跃，“跟着毛主席，我们又要打胜仗了！”看到大家欢呼雀跃的神情，张闻天感到压在自己身上的担子仿佛轻了很多很多。接着，张闻天又分析了当前形势，传达了中央战略决策、中央红军精减缩编和组建川南特委及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的决定。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精神的传达，有如一剂强心剂，坚定了大家的信心，解开了红军指战员思想上的疑团，凝聚了磅礴的力量。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主动灵活地同敌人周旋，完全改变了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从此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云南游击支队，浴血奋战十二载

年2月4至14日，中央红军长征进入云南省威信县，革命足迹遍及全县60多个村寨，当时威信儿女报名参加红军的人员达多人。根据“扎西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和军委在扎西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后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牵制打击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创建和发展了川南游击支队、黔北游击支队、云南游击支队。年夏，殷禄才第二次找到川南特委和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要求参加红军游击队。同年秋，殷禄才将农民武装扩编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红军云南游击支队以殷禄才为队长、红军干部陈华久为政委。云南游击支队是由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领导人余泽鸿、刘干臣、龙厚生、刘复初、李青云等亲自组建和发展起来的，自建立之日起，先后六次胜利粉碎国民党军阀和地方团队的“围剿”。云南游击支队转战于川滇黔三省交界的20余县，打击国民党区乡政权，剿灭拦路抢劫的土匪，铲除地霸武装，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开辟了以郭家坟为中心的滇东北革命根据地。支队还多次配合纵队的军事行动，成为三省边区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大患”。年1月，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主力在国民党重兵“会剿”中失利，云南支队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支队孤军奋战，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殷禄才率云南支队突围至四川珙县坚持斗争，拒绝了珙县县长的“招抚”。年春，殷禄才服从团结抗日大局，把支队番号改为川滇黔边区抗日后援军云南游击支队，组织民众开展生产劳动，支援抗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暂停攻打国民党地方基层政权，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制定了“三项纪律、五个不准”，三项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缴获物品要归公、不拿群众一点东西。五个不准：“不准调戏妇女；不准拆烧民众住房；不准强占硬拿；买东西价格公平、一定要给钱；借用物件损坏要照价赔偿；抓获俘虏不虐待杀害。殷禄才还采取以兵屯田的办法，平时寓兵于农，战时集中打仗，创造了劳武结合，地方游击武装与民众力量相结合的方式，使支队的基本队伍得到巩固和发展。到抗战结束前夕，已拥有武装多人，组建了司政后3个部门，下辖8个大队16个分队，加上外围组织有近千人的武装，殷禄才被称为“济贫林军”总司令。云南支队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云南地方政权的注意。敌人多次重兵“围剿”这支队伍，都未能奏效。年11月，国民党重庆行辕奉蒋介石训令，派中央军整编第七十九师进驻宜宾，统领云、贵、川三省边区驻防部队及5专区24县的地方民团，重兵限时彻底“围剿”云南游击支队。年2月，各路敌军倾巢出动，对云南游击支队展开第七次“围剿”。殷禄才和陈华久带领留守郭家坟的队伍，在麻柳山、麂子坑、王棚山、木梯山一带凭险顽强阻击，坚持战斗20多天，多次击退敌军进攻。但随着国民党增援部队和地方民团的陆续聚集，大队伤亡愈来愈惨重。殷禄才、陈华久被迫带领剩余队员转入麻凼塆岩洞中隐蔽。由于缺乏补给，没几天又转移至王棚山大硝洞藏匿，不久又被敌人搜查发现。敌人架机枪扫射，殷禄才、陈华久二人深夜带队突围转移，敌军也跟踪追击，队伍只好潜入山林。敌军迅即包围了整个观音塘梁子，并严密封锁道路，放火烧山，用机枪扫射丛林和山坳，队员们一个个被打死或打伤后惨遭杀戳。殷禄才和陈华久带领剩下的几个队员拼死突围，转移到依耳山梁子隐蔽。年3月19日，殷禄才、陈华久下山寻找食物被发现，民团队长牟正举立即带领二九四团一个连扑来，殷、陈二人奋勇冲杀，终因寡不敌众，在水沟头关子洞壮烈牺牲。此次“围剿”，云南支队被抓捕杀害和战斗牺牲人员达余人。分队长俞顺明带领十多名战士隐蔽于麟凤南京沟大硝洞，后连同其妻一并被俘，在押解途中，已近临盆的妻子被敌人用刺刀剖腹致死，俞顺明等人壮烈牺牲。支队长殷禄才的夫人何吉珍等一批家属亦惨遭杀害。殷禄才、陈华久所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不屈不挠、英勇斗争长达12年，在滇川两省边境进行大小战斗多次，曾震惊国民党中央政府，给滇川边境国民党区乡政权、地霸豪绅、地方民团和国民党正规军多次沉重打击，给国民党统治的西南大后方造成严重威胁，并牵制大量敌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安全转移北上抗日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云南游击支队12年艰苦曲折的革命斗争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威信人民忠于革命、前仆后继、坚定信念、不屈不挠、勇于牺牲的一段光辉历史。威信儿女血染江河，忠骨埋青山，待到山花烂漫时，英雄可在丛中笑？

来源：威信融媒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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