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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短暂的一生7熬夜
长篇回忆录《母亲短暂的一生》之7熬夜
吃过晚饭，父亲坐在门口，和来串门的邻居闲呱啦。（有时是直接躺床上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母亲洗涮完锅碗瓢盆，安顿好几个妹妹睡下，扛起撅头，对父亲和邻居说：“你们在这玩。我去菜园。那片地都干了，天天忙的也没空挖。再不挖，就挖不动了。”
邻居说：“你一会儿都不拾闲儿，干活儿累一天了不歇歇，还摸黑去挖菜园。不要命了。”
父亲说：“她见天瞎慌张。”
母亲笑着说：“你不干，我再不慌张，一家几个嘴，青菜都供不上吃”。
别人家挖菜园这样出力活儿，都是男人一早一晚抽空干。父亲一向不屑于干农活，母亲也心疼他的身单力薄，就从不主动叫他干。
母亲喊上我，去给她做伴。
虽然菜园就在屋后边，毕竟村头空旷，风吹庄家呼呼响，远近有很多老坟土堆，树形摇曳，影影绰绰，她一个人悚得慌吧。就叫我坐在园埂上，一边挖地，一边没话找话哄着我跟我说话，怕我睡着了，或跑回家。
（照说，我哥比我大，更能为她壮胆。但母亲从来不舍得叫他干任何活计。对于那个唯一的儿子，香火的继承者，母亲把他当宝贝养，不愿让他吃丁点苦，不愿委屈他半点。除了回来吃饭，我哥基本也是不回这个无立足之地窄小的屋子，常驻于堂叔那）
明亮的月亮挂在天上，有许多的星星一闪一闪，像一个一个精灵眨着眼。
月光照亮了菜园，如白昼一样。母亲身体前倾，双手轮着撅头把，一下一下往下刨，那影子，叫我想起，课本里愚公移山的故事，想起砍月桂的吴刚。
这个时候，很多人家的母亲，都是坐在家里享天伦之乐，或坐在门口和邻居闲聊天，消解干一天农活的乏。
可是母亲，却还要顶起家里的半边天，加班大汗淋漓地挖菜园。这都是因为她摊上一个不愿干农活的丈夫，一个她眼里的“文化人”，她崇拜的父亲。
母亲就是一个女愚公，女吴刚，挖地不止，干活不止，我都不知道，她高却瘦的身躯里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力量，哪来那么一股干起活来乐此不疲的精神头儿。
不一会儿，母亲就挖热了，只见她脱了外面的罩衫，只剩里面的圆领衫。
夜晚凉风习习，我都觉有丝丝凉意，想回家钻被窝睡觉了，母亲还穿那么薄，我真怕她闪了汗感冒了。可是她一点儿不当回事，说：我热得很，剩下这点儿挖完就穿上回家。
她站着歇歇的空挡，可能看到我歪在园埂上，无精打采想瞌睡，就哄我：“一会儿就挖完了，你再坚持一下下。我给你哼个歌吧？”
不等我应声，她就手拄撅头把，轻声唱：棠梨子树，棠又棠，棠梨子树上盖瓦房。三间瓦房没盖起，婆婆妈妈来送礼。大姑送的金簪子，二姑送的银簪子，三姑送的麦签子。七碟八碗端上桌，哥嫂招呼要入座。大姑坐在上席上，二姑坐在上席旁。兄嫂指着三姑说，你就坐在下席上……
十岁的我，从平时家里来客人让座，已经知道下席和上席的区别，可是还不懂得人情世故的我有个问号：“都是妹妹，为啥三姑要坐在下席上？”
母亲笑：“三姑送个麦草编的签子，最不值钱，她哥嫂看不起她呀。”
从此以后，我就记住了这个儿歌似的说唱，至今不忘。
等母亲挖完菜园领着我回家，屋里已经黑灯瞎火，父亲和几个妹妹早睡熟了，在堂叔家借宿的兄长，估计也早进入梦乡了。
母亲还很乐于接受新生事物。
那年，公社正倡导办扫盲班，由各大队办的学校里抽出老师，各生产队轮流上课，一星期上一晚上课。
老师来开动员会的时候，好多妇女都不愿意，说：
“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儿。吃罢晚饭好不容易闲下来歇歇，又搞啥扫盲班，拖儿带女的哪有那时间去学？”
“反正是修理地球的老杂皮，都半老不少了，认得几个字，又有啥用？”
……
很多人都没有积极性，都觉得是搞着玩净瞎耽误功夫。
但母亲却欣然接受，积极报名。
也许是耳濡目染，经常看见父亲捧着一本厚书，看得有滋有味，常常还自己发出笑声，母亲一定好奇，书里都写了啥，这么神奇，叫他那样入迷，天阴下雨不出工时，能看一天都不嫌腻。
到了扫盲班有课那日，吃过晚饭，母亲会拉着我一起去。她怕老师提问她，她记不住字的读音现眼，叫我到时现教她。
虽然父亲自己钟情于读书，但对母亲上扫盲班，并不理会，不支持，也不反对，也不帮助指导她。
有时临睡前，母亲一边怀抱小妹妹，一边见缝插针拿起书本，让父亲叫她认字。
父亲就不耐烦的说：“你那记性，说一百遍你也记不住，你自己看去。你就不是读书的料。你生来就是干活的命”眼睛不离书本继续看自己的书。
母亲也不恼，还是很有兴致的，饶有兴味喊过我来，指着她不认识的字，问，这个念啥，那个念啥。
比如我说这个是tian田，她就也跟着读一遍，还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是哩，老师教过这个字，叫田。我老是记不住。我不会拼音，记不住咋拼。”
看得出，她很想学识字，有很大的热情。小小的我自然好为人师，逮着机会，也愿意教她。可是学一会儿，她就哈欠连天，说：明个再学，瞌睡来了。说着，放下书本，没两分钟，就睡着了。
母亲太累了。她没有可以拿来学习认字的时间。她的一切时间，都是要围绕父亲，和我们兄妹五个，和这个家，做杂七杂八的事情。所以余下给她自己的时间，就少得可怜了。
这个扫盲班因为学校老师的不积极，也没有办多久，母亲的一本课本，连三分之一都没学完。而母亲学完的这三分之一，估计她一半都没记住。所以她还是一个读不了一页书的文盲，也所以，她特别的看中，爱学习的人，也特别重视我们兄妹的上学读书。
秋收冬藏后，天寒地冻，农活儿少了，母亲是不是能闲一点呢？
我们当地有句俗话：眼里有活的人，处处是活儿。眼里没活儿的人，房倒屋塌，他也说砸不住他一个儿。
母亲，无论家里家外，她永远是那个眼里有活的人，所以永远手里都有活干。
那些年，正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热火朝天的时候。
每到冬季，大队生产队，就组织男女社员，挖水渠，清水塘淤泥。
上冻的冻土，坚硬无比，撅头刨上去，只留下白色的印子，要三番五次地刨，才能撅起一块大坷垃。
那时又没有钱买手套，刺骨的寒风中，个个都裸口着双手，几乎所有参与修渠大会战的男女社员，手掌虎口都被冻了好多血口子。
母亲白天挖土挑土修渠清淤，回到家，做饭洗刷把一家七口肚子填饱，晚上还要坐下来，做一件很费功夫的事：纺线。
母亲吃的许多苦，都源于，她没有双亲，没有公婆。
但凡像别人那样，有个公婆帮衬着哄孩子做饭，有个妈帮着纺线给孩子做鞋，除去这些非常耗精力、时间的活计，母亲也能轻松一些，不至于一年到头，没有睡过一次午觉，没有一次，吃过晚饭不熬夜做活。
那时做鞋纳鞋底，缝衣服，所用的线，都靠自给。生产队分的棉花，拿到集上用弹花机弹弹，去掉棉籽，就是“皮棉”。
皮棉拿回家，摊到桌上，一层层掀起，垫上一张从生产队长那里寻来的报纸（起不沾作用），铺成一尺多长的方块。高粱秸秆顶端的细处，截一尺长的一段，然后放在薄薄的皮棉上，两手在两端，水平地轻轻地往前卷，卷成一个空心的“棉条”。
一次不能做的太多，不然一时纺不完，棉条挤压在一起，就不容易“出线”。
然后用一节“引线”，沾点唾沫，捻在棉条的一头做牵引，缠绕在锭子上。人坐在低矮的小板凳上，右手慢慢摇动纺车的把柄，左手五指巧妙的配合，轻轻夹住棉条，胳膊均速的往后延展扬起，眼睛时刻盯住棉条出线的粗细，随时调整手指捏棉条的力度。
线抽到左手臂延伸最长处，就可以反摇纺车的把柄，把线送到锭子上一圈一圈缠起，直到锭子被棉线缠绕的中间凸起，两头细的一个大线穗子。
这是一个慢工出细活，很耗费功夫、且很伤胳膊累眼睛的活计。又是那时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一个活计。
很多人家，这个活都是由六十岁以上，不再下地挣工分在家看孩子的老妈妈做的。纺线几乎贯穿整个儿冬季。因为一晚上加班两个小时。可能也纺不了几个线穗。
可是作为孤儿的母亲，没有妈也没有婆，甚至没有一个近亲属，没有人肯耗时费力帮她纺线。
于是她只有，用父亲比葫芦画瓢做的简易纺车，自己利用晚上时间，一天纺一点。
零下几度的屋里，寒气逼人。买不起煤，又没有多余的柴禾烤火，母亲穿着单薄的棉袄坐在那里纺线，脚一会儿就冻麻冻疼了，她就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用双手搓搓腿，搓搓脚，坐下，接着纺线。
父亲和妹妹们早入睡了。
屋里没有钟表，不知道几点了。外面时不时叫嚷的狗也不吠了。庄上一点儿人声走路的动静都听不见了。好像整个庄子的人和树，都睡着了。
温度更低了，更冷了。
可是昏黄的电灯下，母亲的手还在一伸一缩地纺着，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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